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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公众的泄愤是对政府的信任  

2009-12-21 21:46:58|  分类: 论·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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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泄愤是对政府的信任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1221,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总结起来,社科院将原因归纳为民怨太深。

 

民怨太深,未必都引发群体性事件;微小的泄愤和民怨,其实更多。面对严重性、影响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从上至下多有反思。但回顾2009年,依旧高发的群体性事件,尽管暴烈程度,大部分不如瓮安事件那么强烈,但是发生的过程、逻辑,几乎都是瓮安事件的翻版。不得不追问,反思效果何在?没有效果的反思,谈不上叫反思,最多是履行了应付性的反思程序。

 

常有人说,官员也不容易,公众应多体谅政府和官员的“不容易”。对此事实,无需辩驳。仍须阐明的是,面对不公和腐败,面对公民权益时刻有被侵犯的可能,不抱怨是不正常的。群体性事件也好,普通的泄愤事件也好,上访也好,其实都是民怨的表达。民怨的表达,其实是遭受不公之后,公众所剩无几的权利之一。对此,政府应该宽容,而不是陷入相互不可说服的治理状态,导致共识丧失、怨恨积聚、对立升级。公众有怨气、有不满,但始终是希望通过合理表达,让政府体恤民情。不得不说,这是对政府的信任。

 

正是因此,公众其实理解政府和官员的苦衷,政府和官员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呢?就像厦门、上海的散步,都是为了遇见可以说服的市长,这足以见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2009年的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任何一起或大或小,甚至都称不上事件的泄愤行为中的人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社科院的专家也注意到并承认,很多群体性事件,准确叫“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非阶级性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参与呢?这恐怕不是一句煽动、狂热可以解释的。公众被压抑起来的怨气,每天不曾停息,但却很少发泄出来。而一发泄出来,却呈爆发性状态,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如此。每一起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民众日积月累下来的怒火。就像“重庆打黑”,有数百官员、警察涉黑,原来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长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如此触目惊心,这个社会能安定,公众能不抱怨吗?类似普遍且长期的愤怒,于建嵘博士称其为“抽象愤怒”,以和一人一事的愤怒相区别。抽象的愤怒,并非一定都爆发,爆发之前理应有一个隐忍、表达的阶段。如果不需要隐忍,如果民众有表达的渠道,制度也有回应,也就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当然,群体性事件其实也是一种表达,但这样的表达是非理性的,是暴力,甚至是充满不信任的。但吊诡之处在于,问题得到治理和解决,往往是因为发生了威胁到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这恰恰反证出,尊重民意的重要性;更说明,只有让公众有表达的渠道(哪怕是非理性的表达),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厦门PX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解决,都印证了只有对话欲望的滋长,不可说服的固执才会消释。

 

很多官员希望公众不要抱怨,但没有正常抱怨途径的后果已经说明,不抱怨其实异常危险。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可能没有怨气,公众有,政府也有,但任何怨气都可以和谐相处。特别是民怨得以宣泄,泄愤有途径,也就不会酿成戾气。当然,面对民怨,官员如果不愿意,甚至觉得干不下去,可以自行不干,公众不会求着你来管我们。真正解决和减少群体性事件,那就要让公平、法治贯穿于政治生活始终,唯此,民怨才会减少。

 

20091221

 

http://news.163.com/09/1221/10/5R24MLFB00011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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