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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  

2010-01-29 22:48:08|  分类: 论·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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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

——王雪梅谈司法鉴定改革

 

编者按:近年来,围绕司法鉴定的争议在躲猫猫、李丽云案、代义案、黄静案中频繁出现。日前,贵州安顺警察枪击村民事件中,贵州省公安厅在现场勘查后的尸体检验结果,也被认为是偏袒警察一方。

曾被誉为“证据之王”的司法鉴定,为什么,近年来广被舆论质疑,甚至被人戏称为“是非之王”?就此问题,本期评论周刊专访了著名法医、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雪梅女士。

 

王雪梅

辽宁省大连市人,1956年生于朝鲜。198610月分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专业技术工作,199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组织并承担了数百例省级检察机关送检的重特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参加了百余例国家级重特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

曾担任国家级科普刊物《法医天地》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并著有《女法医手记》、《死亡档案》、《法医探案》、《错位的情爱》、《漫游法医世界》等作品。现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医师。

 

可以随意干预司法鉴定,其实比司法鉴定结果的扭曲本身更恐怖

长江商报:现实中,我们看到,行政权力经常干预司法鉴定。

王雪梅:不仅仅是行政权力、行政机构。其实道理都很简单,根子在腐败,在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制衡不够。目前司法鉴定领域存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鉴定过程缺乏透明度,二是鉴定活动缺乏外部监督力度,从而导致了鉴定工作的神秘化。

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取消法院的司法鉴定职能,而鉴定的决定权和采信权则是法律赋予法院审判职能的一部分,因此紧紧围绕鉴定的决定权和采信权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法官在决定鉴定和选择鉴定机构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法院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应统一归口由法院的司法鉴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为了保证法官正确地运用鉴定的采信权,各级法院除应在审判程序上加大司法鉴定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力度外,还可在所辖区域内,组织成立司法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将分散在各系统内的司法鉴定专家以松散的组织形式组织在一起,为法庭审判提供咨询服务。

必要时,司法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可接受法庭委托,出庭对控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辩方专家证人的专家证言进行庭上专家听证和质证。

长江商报:各种机构的鉴定书为什么都总是被质疑?

王雪梅:说简单点,其实就是利益原因,这是非常致命的。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在行政编制和行政经费上,为公、检两机关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的必要性保障不够,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公、检两机关的司法鉴定职能背离了法定职能。一些带有公共属性的,本应由相应机关承担行使,比如刑事案件中的一些司法鉴定,事实上变成了有偿服务,公开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另外,有些部门的鉴定机构,由行政单位转为事业单位,使得代表公权力行使司法鉴定权的鉴定机构,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混为一谈。因此,司法鉴定书被质疑就毫不奇怪了。所以,对司法鉴定书的质疑,不完全是司法鉴定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对司法鉴定工作重视和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我并不回避司法鉴定体制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大方向没问题,但是短板也不少

长江商报:200522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黄静案被认为起到推动作用。决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规定人民法院、司法部门不得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侦查机关可以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但不得面向社会。把司法鉴定机构从司法部门剥离,这样的改革,大方向上有无问题?

王雪梅:撤销法院系统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对现行司法鉴定体制进行合理调整的明智之举。在现行体制下,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司法鉴定结论的采集权,自鉴自判,显然有悖法院居中裁判的原则。

虽然中国的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最终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度期。体制上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背后涉及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多元化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一套传统的司法鉴定管理模式和观念上的转变。

需要重视的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鉴定新体制,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运作阵营,需要有一套周密细致的运作计划,需要有一支过硬的管理队伍,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做出过度性和探索性的总体设计。

长江商报:公安系统“自侦自鉴”是不是也导致更多问题?

王雪梅:改革前,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痼疾,导致最举足轻重的证据,又最具有随意性、可变性,这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制约了司法效率的发挥。

究其原因,一是公检法机关内部设立鉴定部门,在部门利益及心理作用的驱使下,形成了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的局面,以致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中立性令人质疑;二是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鉴定机构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规则,使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让人怀疑。因此对我国的鉴定体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改革之后,公安系统的“自侦自鉴”主要体现在侦查环节,而不是审判环节。缺乏独立性,是被人诟病的一大特点,目前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是,加强监督。所以未来的出路在于,建立阳光透明的法医鉴定运行机制,以及互动制约的法医鉴定质疑机制,打造检查机关法医鉴定公信平台、构筑公正屏障。

 

应完善公、检两机关的司法鉴定运作体制

长江商报:公、检两机关司法鉴定机构主要从事刑事鉴定。刑事鉴定作为诉讼程序的一个环节,既是实现实体立法目的的重要手段,又是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获取证据,提起公诉的重要依托。因此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并随着刑事诉讼活动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王雪梅:公安机关是承担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机关,其鉴定部门的职能范围也与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鉴定紧密相联。多年的工作实践使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在法医、文检、痕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和技术队伍,为公安部门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检察机关既承担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又承担侦查监督工作。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搜集到的证据,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所决定的。

因此,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既包含刑事鉴定又主要侧重于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在检察业务的各个环节中,通过解决好案件中的专门性技术问题,依法对案件所采用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和鉴别,从而充分保证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合法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多年来,检察机关司法鉴定部门运用刑事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发现、记录、提取、检验、鉴定与自侦案件相关联的痕迹和物体,为自侦案件的侦查提供了线索和方向,为自侦案件的审判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做了大量检察侦查人员难以胜任的工作,保证了国家对自侦案件的公诉和审判的质量。

在对公安等侦查机关的侦查监督及对侦查案件的补充侦查中,检察技术部门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特长,配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从技术性证据资料上,对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进行文证审查和技术性证据的把关,发现和提出原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和漏洞。通过对错漏的技术性证据进行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将那些经不起法庭质证的有错误和漏洞的鉴定结论消灭在出庭前,以保证检察机关办案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保证刑事案件公诉和审判的质量。

不难看出,尽管公、检两机关都有鉴定机构,但从法定职能上划分,两套机构各司其职、并行不悖。

根据公、检两机关司法鉴定工作的法定职能,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刑事案件的侦查环节,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自侦案件的侦查和公诉案件的侦查监督环节。

 

各类司法鉴定机构的结果,都应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

长江商报:我们看到很多案件发生后,家属对于公权力直属的司法鉴定机构不信任,于是他们往往找更高级别的鉴定机构,或者是那些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那么,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该是怎样的定位和职能?

王雪梅:在我国,鉴定的决定权和委托权是国家权力,是诉讼法规赋予司法机关及有关部门的一种特殊权力。作为当事人是无权启动鉴定的,这就造成控辩双方在举证能力和举证权利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控方在诉讼过程中成为明显的强者,而辩方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明显弱势的状况。

为了保证当事人的平等权利,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合法与实体正义的统一,国家必须通过改革现有的机制,在制度设计中加大对辩方权利的保护。这不多说,回到这个问题上。

由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鉴定人大多为学者型的专家,与公、检两机关鉴定机构的专职鉴定人相比,这类专家大多缺乏刑事鉴定的临场经验,因此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公、检两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工作职责之外的领域。

当然,他们可以为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出具专家证言、出庭质证,从而强化刑事鉴定程序中的制约机制,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其工作重点之一;对公、检两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工作职责之外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进行鉴定,是其工作重点之二;发展法庭科学教育事业,培养司法鉴定专门人才,培训司法鉴定在职人员,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法庭科学知识,是其工作重点之三;开展法庭科学研究活动,制定司法鉴定领域的标准化体系,促进中国的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是其工作重点之四。

法律规定,任何证据都必须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后才能被采纳。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同样也必须经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既然需要法庭质证,就应当允许辩方为弥补专业知识欠缺的限制,而聘请专家证人在庭审时同公诉方的鉴定人对证、质证。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当然主力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这类司法鉴定机构的主要职能。

个人觉得,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强化鉴定程序中的制约机制,规范司法鉴定活动,是树立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司法鉴定最重要的是科学性和法律性的统一。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主要由鉴定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拥有的技术手段决定;鉴定结论的法律性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任何鉴定结论都没有预定的证明力,必须经庭审质证才可能被采信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统一和平衡则义不容辞地应由公、检两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共同来维持。

此外,还需特别强调,审判机关在面对公、检两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专家证言时,不能从启动程序和形式上进行裁判,而应从实质内容是否科学是否客观来对鉴定结论或专家证言进行判定。只有当公、检两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和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专家证言,在法庭上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时,才能使两种不同类型的鉴定机构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

 

独立性比什么都重要

长江商报:在国外,司法鉴定由什么机构来做?

王雪梅:国外有两种模式:一是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国家行使司法鉴定权的司法鉴定机构,由国家最高司法部门予以直接管理;另一种是,所有司法鉴定机构统归于面向社会服务,由司法行政部门像管理律师队伍一样管理鉴定人队伍。

同时,基于司法传统的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形成了“中立的”鉴定人制度和“当事人的”专家证人制度。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的大陆法系传统,以及行政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建立司法鉴定人的职业资格和执业证书制度,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登录程序和考评,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供当事人和法官选任。

此外,还要完善鉴定人的违法责任追究体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较为粗疏,仅有120条第3款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对鉴定人毁坏证据、过错出具错误鉴定结论,以及泄露秘密都应建立相应的责任规范都付诸阙如,对此应予补充完善,以纯洁司法鉴定队伍,确保鉴定公正。

长江商报:有学者和专家认为,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应该是公益性质的,怎样才能避免公权力的干预?

王雪梅:很明显,一些社会组织是有作用的。比如,中国法医学会这样的机构,就可以对中国对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做出贡献。

中国法医鉴定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在中国法医鉴定体制改革的历史过度期内,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国法医队伍的行业性指导和协调工作,推进中国法医鉴定体制的改革,责无旁贷地必将成为中国法医学会的历史使命。

纵观中国法医队伍全貌,公、检、法、司、卫、教、军队,七大系统中,在对全国法医队伍进行行业性指导和协调方面,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与中国法医学会形成竞争优势。既然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法医学会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为改革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应当审时度势,适时、果断、正确地作出决策,应当有勇气通过中国法医学会所拥有的专家队伍和专家型的管理队伍,牢牢把握住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方向,从战略上使中国法医队伍的发展既迎接挑战,适应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大局,又抓住机遇,纯洁队伍,提高在司法鉴定工作中的战斗力。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考虑。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法医学会自身也需要改革。如前所说,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鉴定新体制是一项相当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许多实际操作的实践问题。实际操作中,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运作阵营,需要有一套周密细致的运作计划,需要有一支过硬的管理队伍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做出过度性和探索性的总体设计。因此,任何组织如果要承担起这个工作,都不是那么容易。

长江商报:司法鉴定机构,是否应该不隶属于任何公权力部门?

王雪梅:司法鉴定工作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个常识问题,但也不能脱离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制约。因此,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是很关键的一点。司法鉴定工作必须体现出科学性和法律性的统一。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主要由鉴定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拥有的技术手段决定;鉴定结论的法律性主要体现,就是任何鉴定结论都没有预定的证明力,必须经庭审质证才可能被采信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统一和平衡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共同来维持。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也许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特约记者 苏伊凡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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