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索赔的争论和法治观念的进步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对于很多公众而言，“王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其知假买假打假行为，有人称他为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刁民。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不仅在民间发酵，在法学界也引起过大讨论。类似王海这样的打假者，武汉其实也有，同样也是以此为业，据说年收入达十多万元。不同的是，本报记者所接触的这些职业索赔者，针对的多是产品标准规范、过期等问题，并非产品根本性质量问题。（详见本报今日A11版）
假冒伪劣也好，非根本性质量问题也好，对此的职业索赔行为所面临的争论，其实是一样的。焦点主要在于职业索赔者是不是消费者，买家是否知假卖假或者明知已经过期等依旧在卖。从本报记者的采访看，大多数人对于职业索赔者基本还是持肯定态度，当然也有所保留。比较而言，这较之十多年前王海职业打假引发的两边倒争论，反映出社会和法治观念上的进步。
很多人认为职业索赔存在问题，首先是觉得无法确证职业索赔是否算消费行为。对此，反驳者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法律在适用和判断上，不是从其购买这一根本性的行为上去确定是否属于消费行为，而是从目的、动机上去判断，那么“消费”这个概念将含混。之所以一些人会这么认为，是将法律和道德混杂在了一起。
如果说职业索赔者存在道德上的风险，那么卖假者（包括出售过期等非根本性质量问题的行为，笼统这么表述，下文不再注释），无论什么原因，在法律上都是违约甚至是犯法的。于此，是否鼓励职业索赔是一回事，但是卖假者理所当然就应该承担违法的责任。也就是说，是否支持职业索赔是一回事，但卖假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应因为是否遇到职业索赔者就有所不同。如果对此含混不清，则法治规则和社会意识将面临混乱。
一直以来，部分人心中存在一种追问动机，而不顾是否合法，是否合乎规则的心理习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是诛心之论——正是因此，职业索赔才被认为存在道德风险。但是如果按照这一思维，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将面临困难，除非事事都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在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我们弘扬正确的道德、行为和观念，同时倡导遵守规则、依法行事。职业索赔者即是如此，其行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则，我们至少不应该因此就阻止其索赔行为。实际上，对假冒伪劣、过期产品的索赔，根本上还会促进全社会的产品质量安全，对于公众来说其实是有益的。
当然，我们无法指望靠几个职业打假者，就净化市场，但至少可以起到减少作用。同时，这实际上也分担了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责，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需要警惕的是，职业索赔者蜕变为职业“敲诈”、“勒索”，如果滑向了违法的深渊，再是为了所谓正义的目标也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净化市场，最终还是要依靠公权力部门有效的监督，只有法治和规则观念深入人心，假冒伪劣等行为才能根本上遏制。彼时，职业打假、职业索赔都将成为过去时。
201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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