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兄弟”系列评论之二
基础道德重构离不开政府助力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每个人都是道德的自治体，而非简单的本能自治体。一个人只会本能的利己，而没有基本的道义，无异于丛林的动物。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仅需要法律的约束，还需要道德的规范。道德不足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但一个没有道德感，没有羞耻心的社会也是可怕的。从“信义兄弟”身上，可以看到在这个被认为已经“礼崩乐坏”的时代，诚信和道义，依旧有人在坚守。
人猿相揖别，道德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根本，但这样的根本之别却是无法用强制手段得以实现。“信义兄弟”没有什么高大之处，只不过是信守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当下社会的基础道德失范，让我们感到痛心，正是如此，“信义兄弟”的事情才弥足珍贵。但重建社会基础道德规范，非“信义兄弟”能承受之重。因此，我们只能颂扬“信义兄弟”，而对其义举的赞扬，包含着我们重新构建社会基础道德的美好愿景。
如果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也是一样的。道德不是法律，不仅没有强制性，而且不是公权力能够随便制定和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的维系，就仅仅是公众和社会自己的事情。一个良好的社会，政府也一定是备受尊重的。这样的尊重，不仅仅缘于政府对法治的信仰和以身作则，更在于其每一项政策、法规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上行下效的道理，古人早有精彩的论述。在重新构建基础道德秩序，提升社会道德程度方面，政府的带头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推而广之，所有公权力部门对于道德的坚守，都是提升整个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力量。夫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这是古人对官员道德素质的期待，如果公权力的行使者不能够提高道德水准，不能在政策实施中彰显正义，只能导致公众的仿效，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不道德。现代社会，公权力不为个人不为皇帝，只为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社会公权力部门被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
普通公民需要讲诚信，需要讲契约精神，公权力部门更是应该，否则整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如何可能建立？在这方面，公权力部门大有可为，社会征信体系、财产公示制度、预算公开……每一项都是实在而具体的，但其背后都闪现着道德属性。此时，公权力部门被拟人化，公众对这些制度的期待，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秩序规范的期待。从这些制度的道德属性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上行下效的意义，更看到，有时候道德蕴涵于很多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之中。
制度和政策，抑或包括法规，就不再是非强制性的，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约束要求。从中，我们很容易窥见，道德和制度、法规的关系。道德当然也需要制度和法规的保障，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道德强制性的保证。这样的制度、法规保证，不仅仅对公众适用，对公权力部门同样适用。一个对所有人都适用，并蕴含着道德属性的制度和法规，造就的将是千千万万个“信义兄弟”，这也是便是我们要重新构建的基础道德秩序的重要保证。
201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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